正是基于此，显示了政治宪法学与主流宪法学的区别，而且是根本性的区别。
[16]关于这一过程的政治宪法学分析，参见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我自己在多年前结束有关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后，就转入政治宪法学的思考，讨论过政治社会、宪法政治、共和政体、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诸问题，2008年以《现代政制五论》为题出版，在此前我还出版了相关的一系列著作，例如：《何种政治？谁之现代性？》（2007年）、《我的轭-在政治与法律之间》（2007年）。
[38]参见宪制发生学的基本原理，主要体现在我的三篇有关现代国家之动力机制的研究，参见高全喜：《战争、革命与宪法》，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起一个新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这一点不可否认，因此，中国现行宪法的序言就是关于中国革命建国的历史叙事，这个叙事奠定了中国之政治宪法的合法性理论基础。其实，这个政治宪法问题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已存在，但中国的宪法学却缺乏相应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予以认真对待，而是将其包裹在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中，并在学术上被宪法解释学和规范宪法学予以无可奈何的回避。因此，他的文章散发着政治权力的强暴与腐朽的气息。翟小波受英国政治宪法学影响较深，其关于中国宪法之政治实施路径的讨论构成了他的政治宪法学的日常化的倾向与特色，参见翟小波：《中国宪法的实施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对这一学术意图的较好的理论把握与学术批评，参见田飞龙：《民主之中与民主之后—评翟小波的宪法民主化研究》，载苏力主编：《法律书评》第9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正是基于此，显示了政治宪法学与主流宪法学的区别，而且是根本性的区别。但是，我要说的是，这只是中国宪制问题的一个方面，并不是全部，应该看到，中国宪法的某些制度还是有效实施的，尤其是随着行政诉讼法以及刑事诉讼法的颁布与修正，一些所谓的具体法治的制度开始实施，尽管是局部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是以退一步进两步的方式进展，但总的来说还是彰显出某种宪制法治的价值，具有局部结构性的宪制意义。[53]具体的思想史辨析，参见高全喜：《何种正义？谁之现代性？》，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
不过，尽管如此，陈端洪依然提出了中国宪法的精神是从富强到自由，从存在主义到自由主义，这个自由的宪法结构无疑显示出他对于宪法规范的认同。我认为从宪法的司法化以及权利保障视角探讨宪法规范与宪法解释问题，固然是日常政治时期的宪法学通则，但这种视角及其方法论对于中国宪制是无效的，中国宪制的根本问题依然在政治宪法上。[34]青年学者翟小波教授虽然反对宪法的司法化，主张基于代议制民主的政治宪法学，但他从来就不反对宪法的规范性，他认为宪法的中心价值就是规范，没有规范，就没有政治宪法，他反对的只是抽象的法条主义，虚幻的规范主义。改革宪法不是规范主义和文本解释学所能辨析清楚的，因为改革是一个从非常的政治宪法结构向日常的司法宪法结构演变的宪制转型，所谓违法与否不能从抽象的规范和文义上来理解，而要从宪法精神来理解。
所以，纯粹的个人主义或个人至上主义不是自由主义，而是与自由主义、规范主义无涉的。[60]上述论证以及宪法悖论，如果没有中国宪制的历史主义维度，仅仅局限于一般的宪法原理，势必导致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问题。
一、政治宪法学的出场 政治宪法学作为一个思想学术派别真正浮出水面，应该说是2008年。这些成为陈端洪政治宪法学的一些关键性概念，一时之间广为流传。与宪法解释学与规范宪法学外在地诉求基于个人主义的权利保障和限权宪法以及司法独立不同，政治宪法学强调中国宪法的人民制宪的生命力及其变革的动力机制，认为改革开放的今天，需要唤醒人民作为主人参与国家宪制，并敦促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统一性。既不是日常状态，也不是非常状态，那么就是一个处于它们之间的改革时代了，所以，改革开放不但成为中国社会的形态描述，而且也成为宪法的专有词汇，改革宪法一时之间成为宪法学对于所处时代的共同体认。
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学不是政治学，它诉求的乃是司法正义，是关于政治权力的规范性约束和限权。百年中国的宪制历史中，革命激进主义一路畅行，保守主义的改良主义少有问津，这从一个方面印证了中国的宪法学何以沦为悲哀的学科，但愿这种情况能够过去，中国能够迎来一个保守改良主义的新宪政时代。这一年，北京大学的陈端洪教授在《中外法学》发表了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一文[1].该文甫一发表，就引起宪法学界的广泛争议和批评。我本人关于保守改良主义宪制框架的初步研究构成了我的政治宪法学的基本关怀与特色，参见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一个现代宪法必然是从历史传统中生长出来的，规范也是从这个历史传统生长出来的，没有历史，就没有活的宪法，没有活的宪法精神。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既定而又巨变、伟大而又卑微、非常而又日常的时代，这是中国宪法学的宿命。
从上述意义上说，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及宪法解释学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我们最终会走到一起，即都强调宪法的规范性，都认为没有规范就没有宪法，但是，我们的不同又是明显的，即政治宪法学只有在其目标的达成之际，才能在关于权利保障和司法案例等涉及日常法治的自由规则方面，与主流宪法学结合在一起，或用我的话来说，用政治宪政主义之手摘取了司法宪政主义之果。第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即五族共和的现代第一共和国。
回顾中国百年宪制中力与理的复调结构，审视从军政、训政到宪政，从革命宪法到改革宪法到宪政宪法的路线图，考察党·人民·宪法的关系，纵览从革命到革命之反革命的宪制转型，我们都必得有一个历史主义的视野，必须从历史主义的演进中，发现政治宪法结构中从现实主义到规范主义、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从党制国家到宪政国家、从人民主权到个人自由的历史演进和必然趋势。 二、政治宪法学的问题意识 政治宪法学之所以在近期蓬勃兴起，在我看来绝非偶然，而是时代的产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中国社会变革之时代精神的宪法化的产物。尽管如此，关于我的政治宪法学的历史意识还是明晰的，那就是，第一个现代中国-中华民国之创建，有着一个立宪时刻以及内在的宪法精神，由此构成了其古今之变以及制宪立国的革命与改良的路径，并最终通过清帝逊位致使一个现代共和国得以构建起来。显然，我认为陈端洪过于强调了政治的现实主义，强调了非常政治以及政治决断的绝对性，而忽视了政治之规范主义或诉求正义的正当性的一面。例如，代表作有：拙著《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2009）、翟小波的《论我国宪法的实施制度》（2009年）、《人民的宪法》（2009年）、陈端洪的《制宪权与根本法》（2010年）、拙著《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拙文：宪法与革命及中国宪制问题（2010年）、战争、革命与宪法（2011年）、财富、财产权与宪法（2011年）、论革命的法理学（2010年）、心灵、宗教与宪法（2012年），我与陈端洪等人的国家构建与政治宪法学（2010年）、与田飞龙对谈的政治宪法学的问题、定位与方法（2011年）以及八二宪法与现代中国宪政的演进（2012年），等等。我们认为，中国的宪法学应该正视中国的政治状态或应该正视中国的政治宪法.这里的正视在我看来，至少包含双层蕴意： 首先，直面中国宪制的真实的规则，看清其中事实运作的权力规则体系以及动力结构，进而搞清楚这个中国的现行宪制是如何产生、演变与落实的，进一步往深里说，探索中国百年宪制的发生学原理，其从早期现代的中华民国到党制国家的革命构建以及内在的宪制结构，[38]也就是说，首先需要研究的是中国宪法的构成原理，其作为政治宪法的前世今生。
政治性与宪法性，这是中国宪法学的中心问题，也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宪法创制以及宪法解释的根本问题，只有首先解决了宪法的政治性与宪法性之关系问题，所谓的规范宪法学、宪法解释学等日常宪法学的一系列问题才能得以展开和推进。要知道，中国的宪制是不完善的，需要不断的改良，需要一步步的演进，需要旧瓶装新酒，需要保守主义的创新。
高全喜：《演化中的八二宪法》，载《战略与管理》2012年第3/4期合编本。在我们看来，历史不是外在的描述，不是所谓客观的叙事（我认为宪法学领域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客观中立，宪法是有价值取向的，宪法学亦然如此），更不是为政权的实证性背书或证成（摇旗呐喊、歌功颂德），而是从历史的朝向中挖掘出规范主义的生成，挖掘出正义的国家理性和世道人心，挖掘出自由的宪制法则。
[11]我的政治宪法学理路与他们这批左派路径相反，我虽然承认人民革命的法理学以及革命建国的历史正当性，但我认为党领导下的革命宪制并不是政治宪法的根本特征，革命的反革命（revolutionary counter-revolution），即通过一场宪法政治的转型，完成从党制国家到日常司法宪政主义的转变，才是中国宪法的实质内涵。这里涉及我所谓的时代精神宪法化的三个时间层次：上溯到1912年之际的中华民国的宪制传统，这是第一个现代中国的时间层次。
人民通过行使主权权力创制宪法，从而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性付诸于一部宪法来塑造一个国家体制，或一个国家政权，并根据政治原理实施分权与制衡，从而使得公民的个体权利得以保障。[5]参见田飞龙：《百年共和与政治宪法学的雄心》，载《新产经》2011年第2期。而中国内地，则经历了文革后的三十年改革开放，其中有八二宪法以及四个修正案。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造就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使得市民社会得以发育。
但是，如果从政治宪法学的历史主义视角来看，上述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些伪问题，因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转折时代，在这个时代，宪法的规范主义是从属于历史变革的大问题的，只有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才能了解改革宪法的宪制意义。一般所理解的自由主义或规范主义，大多基于一种个人主义的假设，认为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是至高无上的，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对于自由宪政和自由主义的误读，或至少是片面性的理解。
正如前述，一味指责我们的政治宪法学是政治学，是为现实政治背书，我认为是不公正的，尽管陈端洪等人（包括强世功）有上述政治现实主义或实证主义宪法学的倾向，但我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非常明确而坚定的，那就是中国的政治宪法学要不遗余力地树立规范主义的宪法学标准，要探究宪制的正义性价值。说起来，三十年前八二宪法的颁布，其政治背景就是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决议，这个政治文件显然体现着终结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政治决断，其宪法表述就是八二宪法的修宪建制。
[16]但是，最初的中华民国只有十年左右的进程，享年不永，最终失败，由于革命重启，国民革命、联俄联共、三民主义的国民党通过北伐，建立起一个党国体制，并诉诸军政、训政、宪政之路线图[17]但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叛变了革命主义，促使共产党开始大搞独立的革命建国事业，后经联合抗战，最终经过三年血腥内战，共产党终于在1949年在内地胜出，领导中国人民建立起一个新中国。政治宪法学不可能离开规范主义，也不可能脱离宪法解释。
[18]其形象化的标志就是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豪迈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为此，他特别调用了卢梭的理论和霍布斯以及施米特的理论，前者就是区分人民主权以及直接的制宪权，而且是不断的革命，或人民出场，永久的在场，后者就是区分宪法与宪法律，宪法基于主权者的政治决断，是政治意志的直接赋权。1928年国民党的党制国家传统和1949年共产党的党制国家传统，这是第二个现代中国的时间层次。在我与青年宪法学博士田飞龙的对话中亦可明辨。
为什么呢？因为，这与学者们个人的关怀有关。在我看来，政治宪法学之所以是宪法学，而不是为现实的政治权力背书，关键在于是否承认政治宪法的规范性价值，在于是否诉求政治的合法性，即这个合法性不是宪法律的合法性，而是宪法的合法性，是本源的合法性，即正当性。
可以说，政治宪法学的问题意识是与历史意识密切相关的，政治宪法学的宪法政治的逻辑，以及其力图揭示的主权、革命、党、人民、制宪、建国、宪法结构、公民权利等宪法主题，都与中国近现代历史有着水乳与共的关系，或者说，政治宪法学的问题意识发生于历史意识，是从现代中国的百年历史命脉中产生、扩展和发扬出来的。[13]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及其在政体论中的运用，参见高全喜：《美国现代政治的秘密》，载《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5/6期合编本。
浙江大学法学院，2010. 10. 25。【注释】 [34]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
